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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证券时报报导，随着疫情防控平稳转段、经济持续复苏，货币政策操作也在发生微妙变化。过去三年，人民银行创设十余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，支持受疫情影响较大的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，以期发挥促进信贷结构优化的精准导向作用；不过，自去年下半年以来，央行很少再提及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要“积极做好‘加法’”，转而多次强调“聚焦重点、合理适度、有进有退”，近期更是透露工具退出的时间安排原则。

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，结构性货币政策已成为各国货币当局常用的货币政策工具，这种创新最重要的原因是传统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损，投放的流动性无法有效惠及经济受困领域。然而，受访专家认为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通常被看作是临时性的非常规举措，对其使用应秉持谨慎态度，尤其要注重设置退出机制，警惕规模过大对货币政策传导带来副作用。

截至今年3月末，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一共17项，余额大约6.8万亿元，占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15%左右。在完成阶段性历史使命后，部分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从“潮起”趋向“潮落”。

潮起：17项现存工具中

超七成为近三年所设

我国创设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自上世纪90年代就有。央行公布的信息显示，1999年我国创设支农再贷款，向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，引导其扩大涉农信贷投放，降低“三农”融资成本。

进入21世纪，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，我国创设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仍较为有限，包括2008年开始发挥结构性功能的再贴现，以及2014年创设的支小再贷款和抵押补充贷款（PSL）等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我国现存的17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中，上述支农再贷款、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均为长期性工具，剩余14项工具为阶段性工具，且其中有13项在2020年后所设（过去一年更为集中），足见近三年来我国货币政策对结构性工具的倚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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